中新網2月2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0日刊載《中國規劃未來城市化的難題》一文,文章指,現代城市化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建設社會多元化、充滿文化活力及在環境上“宜居”的城市。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建設強大的經濟基礎,來提供充分的就業和未來可持續的稅收源頭。同時要避免污染和交通堵塞問題的惡化,也應該致力保留它們的地方色彩和文化特色。
  文章摘編如下:
  每年春節,中國都得經歷一次大規模的“春運”,讓不計其數的城市人口回到鄉下與家人團圓。今年,中國火車、飛機與汽車的總客運量高達36億人次,這是在這麼短時間內最大規模遷徙的世界紀錄。
  中國正準備進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城市化。到2020年,逾2億人將遷移到城市與城鎮,城市人口也將占中國人口的約60%。在城市化步伐加快之際,這種一年一度的大規模春運恐怕也將慢慢消失——不管怎樣,未來遵循這種傳統的城市居民估計也會越來越少。
  一年前,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城鎮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引擎。城鎮化也將增加宏觀經濟內需,協助重新平衡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服務導向型的城市經濟,將激發新一波對城市基礎建設與設施的投資;此外,還會有對住屋、娛樂等各種服務的新消費需求。
  接著,中國的頂尖規劃師也著手策劃一個可行和可持續城市化規劃。
  2013年12月14日,北京召開一個最高層次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會議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一些中國領導人也暗示,中國的未來城市化策略將是“以人為本”的。然而,當局並沒有發佈與城市化相關的進一步信息或具體政策配套。這清楚顯示中國領導人在城市化面對的艱巨工作。
  的確,城市化是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要重塑的不只是實體環境和市容的變化,還有經濟結構、社會關係及城市地區的文化特色。若這過程是漸進的,讓涉及的不同人事可以做出調整,問題就不會那麼難以剋服。然而,中國將來的城市化卻不是這麼自然發生的。
  中國特色的城市化
  簡單地說,城市化是“城市與城鎮的出現與發展”。這個過程一般涉及鄉村人口向城市地區轉移。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的說法,農業領域有無盡的勞動力供應(一個完全不具彈性的供給曲線)。當農業生產力提高時,更多的鄉村剩餘勞動力,便會轉移到城市地區從事工業活動。這個過程會持續到鄉村勞動力供給達到其“拐點”——稱“劉易斯拐點”——即鄉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從負數變成正數,意味著已經沒有過剩的勞動力了。
  因此,中國的城市化起點很低。1950年,中國城市化人口只有13%,這樣的水平一直維持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而當時的城市化人口也只是18%。
  除了農業生產力很低,造成大量鄉村勞動力因此被束縛在農業生產,中國城市化增長率低,主要是因為鄉村人口遷移到城鎮有嚴格的管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步伐遠遠超過它們的工業化。結果,許多第三世界大城市如馬尼拉、孟買面對普遍的貧窮、雜亂無章發展與貧民窟問題。
  因為城市增長受到高度制約,中國今天的城市一般並不面對這些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相當普遍的負面問題。然而,在中國,市場改革促進工業化步伐後,由戶口制度控制的城市化的弊端也很快出現了。
  2012年,吸納了2.5億名農民工後,中國的城市化人口終於達到52.6%(稍高於世界平均)。有鑒於中國的雙位數經濟增長和這些年來也雙位數增長的工業化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顯然很慢。
  現在,中國城市規劃師面對要去除過去很多“反城市化政策”的扭曲的艱巨工作。他們必須提出有效的措施,也要處理城鄉差距等相關問題。這些都涉及非常複雜的政策選擇。
  未來城市化規劃的風險
  中國未來城市化發展的去向,可以說是取決於目前領導人的規劃。但如何規劃是項巨大的挑戰。目前,大多數中國城市已經受到如污染與交通堵塞等嚴重問題的衝擊。很明顯的,城市規劃師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這些問題不會進一步惡化。
  從嚴格城市定義來說,北京、上海與重慶是人口逾1000萬的“超大城市”(mega-city)。因此,未來城市化發展的主力,應集中在二線、三線城市。這也包括從中國不同地區選擇一群城市, 來發展成一個“區域樞紐”(regional hub)。
  現代城市化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建設社會多元化、充滿文化活力及在環境上“宜居”的城市。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建設強大的經濟基礎,來提供充分的就業和未來可持續的稅收源頭。很多西方國家的城市,因為受不了長期的經濟危機而衰退。中國一些地方也通過房地產投機建立了衛星鎮,但因為沒有可以支撐它們的經濟活動,它們成了“鬼城”。
  這凸顯了“良好規劃”是最關鍵課題。既然中國已經決定採取“有規劃的城市化”,“要規劃還是不要規劃”這個老爭論已不存在。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規劃”,而是“規劃什麼”及“多大程度上的規劃”。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規劃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規劃者的偏好”,這可能與大多數人的要求有所不同。此外,世界上沒有任何規劃可以完全剋服未來不明確性的問題。同樣的,規劃師也常常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主流社會價值觀與現有技術的影響——即所謂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thinking)。
  要減少這些風險,很明顯的,中國規劃師最好一開始就實事求是,很務實,以市場為導向;也不要做過分計劃。為中國這樣龐大和多樣化的國家,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未來城市化規劃,需要更多靈活性。規劃也應該容許更多,更充分的多元性。中國的區域樞紐和地方城市,必須致力保留它們的地方色彩和文化特色。
  中國下一階段的城市化,無疑將帶來很多經濟與社會期望,但城市化的道路也同樣有許多不明確性與陷阱。(黃朝翰)  (原標題:聯合早報:中國規劃未來城市化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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